前言：江南之地，鱼米之乡。富足平和的浙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侵华日军曾悍然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将第一枚炮弹投放在这片土地上，如今70多年过去了，流毒未除，记忆犹在。
作为细菌战全国第一战场，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远赴东北，寻找侵华日军细菌战源头，探究发动始末；再回归本土，关注浙江军民受到的伤害，关注对幸存受害者的治疗救助，还原历史真相，补上教科书里未能写全的部分。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我们要警示未来，维护和平，我们更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浙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浙江在线哈尔滨5月1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胡昊首席编辑/赵洁)70多年前，侵华日军从中国东北出发，将第一枚细菌炮弹投在了浙江，至今流毒未除，记忆犹在。从浙江到黑龙江，2300多公里，我们千里追溯细菌战，沿着伤痛的痕迹，试着揭开这份沉重的历史。
1939年6月，日军在绍兴沥海第一次投下白色粉末，揭开了对浙江细菌战的“潘多拉魔盒”。
根据战时记载，并依据记载推算，浙江、江西等地感染疫病的人数约为230万人，其中死亡约为65万人。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国人受害总人数，据初步推算约为700万人，死亡约为200万人。而单一次浙赣细菌战造成的伤害，让浙江和江西两地共306989平民感染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疫病，死亡人数达到了53843人。
为什么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把浙江作为细菌战的第一个战场？我们希望从731部队留在中国东北的“本部”，找到一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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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演习”细菌战，在1939年的绍兴。
在过去的资料当中，一直认为1940年的宁波细菌战是日本在浙江进行的第一次细菌战，但这次远赴东北，我们通过史料发现，侵华日军已知的第一次投放细菌是在1939年夏天，地点是现在的绍兴上虞沥海。
根据1939年7月29日出版的《绍兴新闻》，曾有6月13日日本飞机散放白色粉末的消息：“本县沥海所一代，六月十三日敌机散放大量白色粉末……”。
到6月15日，当时的内河水上警察局收到了一包白色粉末，化学检验并没有查出什么不同，但经过细菌分类培养法的培养，24小时后，白色粉末就有了变化。
5个培养试管当中，一个试管出现了明显的浑浊，一个试管出现了棉花状的漂浮物，另外3个不适宜培养，没有出现变化。用显微镜观察两个变化的试管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破伤风、白喉等病菌。
但当时的沥海并没有出现流行性疫情。据报载，那几天正好出现了连续的好天气，阳光猛烈，而这些病菌最怕这种环境，失去了传染性的病菌让沥海躲过一劫。1939年在绍兴沥海的细菌投洒，并没有出现在731部队官方的记录当中，研究人士认为，这次投洒更像是是细菌部队的一次实战演习。
细菌弹第一发为什么投在浙江？
绍兴之后，细菌战的大幕正式在浙江揭开，但很多人依然存有疑问：为什么不是东北，为什么不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而是战事并不频繁的浙江呢？
从731部队旧址陈列馆所收藏的资料来看，1940年前后所进行的细菌战，是日军为攫取浙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进行的尝试。高玉宝说，当时浙江经济在全国属上游，还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争，部分国民党军队屯军于浙赣线沿线。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他们不但希望获得浙江的经济基础，更希望籍用细菌武器，低成本杀伤中国军队。
美国医学历史学家、微生物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曾在他的一份调查材料中提到过这点。“1940年在浙江使用鼠疫和跳蚤进行的攻击，只是小规模的试验性使用，随后，经过世界著名瘟疫专家伯力教授等调查，编制了一套控制鼠疫的教材，这份材料也被完整地传达到各个盟国政府。”但随着战事的进行，同盟国先后加入对日本的战争，日军细菌战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马丁·弗曼斯基博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1941年，美国加入对日战争，几个月后，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称，如果日本不停止对中国使用‘毒气或其他法律禁止的武器’，美国将对日本以牙还牙。”
1942年4月18日，为报珍珠港之仇的美国军方派出16架B25轰炸机，对日本东京和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事后继续飞往当时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浙江降落、加油，史称“东京轰炸”或“杜利特轰炸”。虽然事实上，耗尽燃油的美军轰炸机多数在野地或者大海上迫降，飞行员最终跳伞，但大多得到了中国百姓和军队的帮助，最后也都成功返回美国。
日本军方由此意识到，美国轰炸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到东京轰炸，自然也可以从浙江的机场起飞，对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印度尼西亚到日本的石油、橡胶运输线进行攻击。日本可经不起断供的影响。 “当时日本正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扩张，而且兵力分散，他们需要集中力量对付美军和英军，所以在中国，能使用的人力越少越好。”于是日军在浙江采用了名为“生物焦土”的政策：在破坏机场和铁路后，撒播细菌使这些地区无法居住，机场无法使用。衢州、金华等地都在当时主要的铁路线浙赣路沿线，衢州机场又是当时最大的空军机场之一，所以细菌战的魔爪伸向浙江中南部。
2470枚陶瓷细菌弹主要投到浙江和湖南
真正的灾难始于1940年。1940年9月，日本方面由石井四郎挂帅，对宁波(当时叫鄞县)、衢州(当时叫衢县)和金华等地进行第一次细菌战。当时进行细菌战投弹的飞机，就是从杭州笕桥机场出发的。“日本使用的是石井四郎自己研制的陶瓷炸弹，不会产生很剧烈的高温，这样是用来保护细菌的活性”，高玉宝说，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731部队在哈尔滨制造了2470枚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使用范围，但根据那几年细菌战实施的区域来看，这些陶瓷细菌弹主要被投到了浙江和湖南常德。
“除了陶瓷细菌弹，飞机上还会投下棉絮、碎布这样的东西，这些是保护跳蚤的，而跳蚤又是鼠疫菌、霍乱的载体，细菌战的一大途径，就是通过这些生物进行传播。”高玉宝介绍说。
1940年10月底，宁波开明街一带遭到日军空袭。日本军机投撒了夹带着鼠疫杆菌的麦子和面粉。没多久，宁波的鼠疫蔓延，造成了109人死亡。为了根除疫情，国民政府把开明街及附近约5000平方米的疫区房屋全部烧毁。
1940年11月22日，作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的《东南日报》刊登消息，通报了鼠疫的情况：“衢县西门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水亭街一带，于十九日突发现鼠疫，死亡者已有十余人”，为了避免鼠疫蔓延，疫区里面的老百姓被要求住在船上。
一周后，日本军机空袭金华，其中有两架被发现散布的是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物落下。经检验，这落下的就是鼠疫杆菌。
国民政府对疫情有所防备 但低估了细菌武器的威力
12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电在重庆的蒋介石，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在同一天，分别致电省内各县县长，要求三点：如果发现鼠疫或类似鼠疫的情况，立即电报并实行死亡报告；各县马上成立防疫委员会，县长要主持工作；准备隔离病区，如有发现疫情要封锁疫区，隔离病人。
一天后，黄绍竑再次致电各县县长，要求各自准备5000元防疫经费，必要时先花钱，再上报备案。与此同时，管辖苏浙闽等省区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致电蒋介石，请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学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和血清备用。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对疫情有所防备，但事实上，他们显然低估了细菌武器的威力。
1942年，衢州遭受细菌袭击后，一年之内，因为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了2000余人，这还只是有统计的人数，还有一些因为战乱而逃难到农村的死亡人数并没有统计在内。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义乌崇山村，可以查证死于鼠疫的，就有386人。有几十户人家全家都死于鼠疫。
1942年9月21日，一架日军飞机在祟山村上空洒出黑色烟雾。一周后，崇山村的老鼠几乎都死了，当地的村民们还因为此事高兴了好几天。
那时的崇山村有1000多口人，鼠疫病菌肆虐之后，崇山村以每天十几个人的速度减少人口。为了调查结果，石井四郎还派了731部队远征队联合1644部队到崇山村烧屋毁证，隔离病人进行解剖实验。
根据前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研究院兼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郭成周博士调查，在浙赣细菌战之后，石井四郎在731部队的领导人员会议上总结说，在浙赣战区使用的细菌武器，已经收到了颇大的成效，造成了几种极厉害的传染病。
正是这些传染病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一些浙江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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